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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石隐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尽管最近两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有所好转，但来自于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已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首要因素。一份跨时7年，基于中国4000多家企业经营环境调查的详细报告显示，尽管最近两年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有所好转，但来自于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已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首要因素。

而排在政府行政管理因素之后，按照对企业经营环境影响程度排列，依次分别为企业税费负担、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和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

这份名为《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下称《报告》），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合作完成，全书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详细摘要将在最近一期《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表。报告的担纲者，由经济学家王小鲁、余静文、樊纲组成。

《报告》不仅分析了2012年企业经营环境的最新现状，同时，通过对比过去每两年一次的摸底数据，《报告》发现，2012年有33.7%的企业将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列为首要障碍，而这一比例在2008年只有29.3%。

王小鲁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之所以要完成这样一个调查，目的在于摸清企业经营环境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体企业经营环境及其各方面因素进行排序，以及跟踪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

也是基于调查结果，《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任务，重点在于解决行政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和公众监督政府的问题，以及政府政策的公平性问题。

“当各级政府被赋予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时，政府的公开透明、纪律约束和外部监督非常关键，否则极可能导致滥用权力、错配资源、贪污腐败等现象，对企业经营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称。

近两年有所好转

《报告》源自于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4000多家企业四次调查所得基础数据，而调查结果，更是基于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当地经营环境各方面的评价。

《报告》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其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占比10.4%，私营企业占比23.8%，非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占比52.9%，其他内资企业占比6.1%，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占比6.4%，未分类占比0.4%。

而按企业规模分布，大型企业占9.1%，中型企业占35.2%，小型企业占50.6%，微型企业占4.7%，未分类占0.4%。被调查企业所处行业则遍布制造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服务业等。

《报告》显示，在2006年～2012年期间，中国各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总指数的平均值大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2年比2006年上升了0.17分，显示企业经营环境在总体上趋向于改善。

同时，2009年～2010年期间，总体评分有所下降，2011年～2012年期间的评分回升并没有完全抵消前一时期的下降，而2012年的平均3.05分仅略高于中性评价3.0分，故不应过度乐观。

而在省份排名上，2011年～2012年期间，在全国有数据的29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的企业经营环境总指数上升，10个省份下降，说明近两年全国企业经营环境大体上有好转。

而在2009年～2010年期间，29个省份中有27个出现了总指数下降，显示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消极变化。

企业经营环境变化背后

《报告》进一步对上述变化做出了解释。

首先，在2009年～2010年期间货币和信贷大幅度放松，以及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企业经营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009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比2008年末猛增10万亿元，2010年末又比2009年末猛增8万多亿元。虽然银行贷款大量增加，但主要是用于政府大型投资项目的中长期贷款，行政调节程度上升，市场调节程度下降，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挤压作用。

以银行贷款为例，2010年末与2008年末相比，中长期贷款增长了86%，短期贷款只增长了33%，其中对企业的短期贷款只增长了17.6%。考虑到这期间经济增长和企业成本上升的因素，实际上这期间的信贷变化对大多数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供应是具有紧缩性质的。

而在对企业的贷款中，银行偏爱大企业的倾向比较明显，小型和微型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只能依赖自身积累和民间融资。而这种情况在2011年～2012年期间有明显改善——短期贷款显著增加，中长期贷款增速放缓。金融服务指数显示，虽然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难度基本未变，但支付额外费用的情况明显减少了，同时通过民间渠道融资也相对更容易了。

其次，2009年～2010年期间，“政府行政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两个方面出现了退步。

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政府效率”和政策“公开、公正、公平”的情况都有明显下降。“政府廉洁”持平，只有“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指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有所改善。在“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方面，“司法公正与效率”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障”在此期间都有明显下降，导致该方面指数下降0.17分。

而在2011年～2012年期间，“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情况有了一定改善，其中“政府廉洁”改善比较明显，“公开、公正、公平”略有改善。但另两个分项仍有下降。“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方面指数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

其三，在“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在2009年～2010年期间评分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大幅度下降，而在2011年～2012年期间有一定程度回升。

《报告》认为，这反映的并不是基础设施硬件的变化，而是基础设施服务状况的变化，可能与2010年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复苏叠加导致的投入品运输量和用电量大量增加引起的供给紧张有关。

2010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是2004年以来的高点，引起一些地方运力和供电紧张。2010年下半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而采取行政手段拉闸限电，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也是导致基础设施条件评价下降的一个原因。

最后，在“人力资源供应”方面，2009年～2010年期间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供应都出现了评分下降。这也与伴随扩张性宏观政策而来的经济出现偏热迹象有关，因对人力资源的短期旺盛需求加剧了其供应短缺。

2012年，上述指数的评分仍然低于其他方面，但相比于以往各年，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