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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成玉谈高管降薪:想获得高收入 就应该离开国企

中外企业高管激辩国企高管降薪问题

作者:郭丽琴 来源:一财网 时间:2014-09-10

国企高管降薪与混合所有制与成为目前涉及国企改革最为热门的问题，也成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他的国际同行们在天津举行的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争论的焦点。

国企高管降薪与混合所有制与成为目前涉及国企改革最为热门的问题，也成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和他的国际同行们在天津举行的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争论的焦点。

在主题为“变革下的中国商业环境”的分论坛上，首先针对薪酬最高不能超过约10万美元的标准，引发了各方观点碰撞的高潮。

外企高管如何看降薪

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直率地评论说，如果大幅降低国企高管薪酬，很可能会造成人才流失。

他指出，需要找到问题本质和想要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薪酬是人才配置的重要方面，如果中国方面薪酬这么低，与其他公司一起投资的时候，涉及合资方该怎么办？

同样是国有企业背景的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ohammed H. Al Mady也经历了国内类似的各种市场化转型。SABIC从政府最初投资的20亿美元规模做到现在的1300亿美元，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的第120名。

MohammedH. Al Mady也认为，这样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不能带来好处，因为企业高管收入应该与绩效表现挂钩。

这激起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对于往事的一番感触。他自己就经历过与外国投资方一起办公，同工不同酬的状况。

高管降薪的中国国情

80年初，对外合作，中方首席代表和外国经理一起办公。傅成玉的外方经理月入1000港币，但他自己只能领300人民币的收入。后来在中海油，由于红筹股的架构，外国投资者认为中国高管收入太低，不能放心把钱交到中方手里管理，所以才引入当时国际风行的董事金和期权。

在2001年时候董事抛金大概为300多万，后来涨至800多万，期权达到1000多万。这些钱经过内部讨论，要报财政部，而且不能拿，把钱又捐了出去。然后国家给多少工资就拿多少。

“中国的国情是，拿了钱，就带不了队伍了。中国国有企业，不可能像外国私有企业那样，高管薪酬和一线员工有十几倍或者几十倍的差距。”傅成玉说，“如果你想获得高收入，就应该离开国企这个圈子。”

克劳斯•柯菲德建议说，中国需要创造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金融环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透明的方式获得资本。如果某些环节被堵塞，整体的资源就不能更好流动。中国企业希望走向国际市场，也需要有足够的洞察力。

克劳斯•柯菲德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的一些问题，处理有点简单化，其实有很多替代的方法，能够帮助企业解决社会责任等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企业老总收入高，可以通过转移收益来减税，这样其实对整体经济有益处。

傅成玉则回应说，这件事情如果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分析，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把个人抛开，站在国家角度，觉得应该做。中外不同的是，中国一直追求共同富裕。过去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现在收入差距太大。一个社会如何和谐稳定，不能只有少部分人收益，占着重要的位置。这几年国际上的风潮也正好和2001年的时候相反了，全球人民都在指责高管的收入过高。

混合所有制

身为央企中声望较高的一名高管，傅成玉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竞争力来自于制度创新。回忆国企改革的历程，他说，80年代中国基本都是国企，90年代初经历了三年脱困，市场化改造。前苏联的特点是，最重要国企没有实力，民营企业创业家实力不够。

中国需要走市场的道路，使得国有壮大、民营发展。过去的改革解决了前一个阶段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面临提高效率阶段，目前在打造竞争力的阶段。更加市场化，去行政化，企业的治理问题、内部效率问题、资产质量提高的问题，需要改革。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需要坚持，国有企业经济主导地位要发挥，国有企业活力要增强。

MohammedH. Al Mady，给出了混合所有制中最核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新的投资方话语权。他认为，混合所有制，外来投资方在董事会需要自己代表，否则没有意义。

“如果有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旦有压力，不用找政府，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代表解决。”他说。